生长在校园里的大作家

信息来源: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发布日期:2019-11-29 08:58 浏览次数:

生长在校园里的大作家

——专访著名作家余一鸣

余一鸣

男,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1963年出生于江苏高淳,原籍常州,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市作协理事,著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选十三本。小说八十多次入选选刊和年度选本、年鉴,并数次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八届金陵文学奖等各类奖项。2017年5-7月,曾应邀为德国哥廷根大学驻校作家。

时值初冬,暖阳照拂在人们身上,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老师余一鸣再次应邀来兴。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他,比我想象中还要亲和,从读过他的小说后就觉得他居住在校园某一教师公寓,经常在学校周边行走,他是生长在校园里站在讲台前教书的大作家。他的写作题材:一是关于教育,聚焦教育领域的非正常状态,勾勒出教师、家长、学生的精神扭曲,表现深沉的忧虑意识,吸引读者深层思考。有《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飘洋过海来看你》等。二是用小说来反思社会问题,走出乡土以后发达的农民一直是他小说的着力点。其中有《入流》《不二》《放下》等,揭露、解剖生活中具体的问题,折射社会的痛点,反映社会。

余一鸣老师这次来兴先后担任了毕飞宇小说沙龙特邀点评嘉宾,文学分享会主持人,第六期“兴化文学课堂”主讲人。本次访谈约了再约,在我和友人一边吃晚饭一边津津乐道于当天的小说沙龙和文学分享会时我得到余一鸣老师的同意,才完成了这次专访。

记者:我是读了小说《种桃种李种春风》之后,觉得你写得非常好,贴近我们的生活。在这之后,只要是你写的小说我都想读。你是江苏省数一数二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面对社会上许多诱惑,为什么偏偏喜欢上小说创作,小说创作与你的教师职业是如何互为相补互为调剂的?

余一鸣:我做了36年的语文老师,读大学的时候在《雨花》杂志上发了第一篇小说,爱好文学一直是我的追求。为了生活我从农村中学调到县中再调到南外,一个人首先要对家庭和孩子负责任,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也是为了职业的尊严,努力工作努力生活。所以一直等到2009年我女儿出国上大学以后,我才决定做自己的事,把精力从教学转移到文学创作上。在我们南外,如果给学生做家教报酬肯定是丰厚的。搞文学创作是不能养活自己的,虽然近几年收入有所提高。从经济收入出发,首先是把本职工作搞好,也和朋友一起完成一些经营创收,在完成了一定的家庭资本积累后,我必须完成文学使命。至于教师职业与文学创作应该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好多人以为一个语文教师进行文学创作对教学工作是互相补充的,其实并不是这一回事。因为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是按照一定的套路讲解课文,从应试的角度来作文的。而创作却相反,如果按照陈旧的或者经典文学理念去进行,很难脱颖而出。我每次在写小说之前,我都告诫自己,我这不是在上课,不是在写教学论文,我这是在创作。这些与我在课堂讲的内容正好相反。因为如果是经典的话,很多专业作家精确程度,他们会比一般的人写得好。比如一个老木匠,他打的桌子椅子都是非常规范的方方正正的家具,而文学创作要求个性,在造型上,哪怕是三只脚的家具,只要有特点,就能抓住编辑和读者。当下的文学创作和传统的教科书的要求是互相冲突的。

记者:你有很多头衔,高级教师、“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江苏省“333”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业余作家、德国哥廷根大学驻校作家,你是如何享受这些称号的?

余一鸣:因为考虑到自己的教学前途,我曾经阶段性地把自己百分之百的精力全部用在教学上,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发了一百多篇教育教学论文,也完成了一些教学课题。在十几年前,我就是南京市教学学科带头人。按照一般教师的进步阶梯,下面就应该是特级教师,但是在权衡之后,我发现这条路是一个可以见到的前景,我想走一条未知的充满挑战的道路,那个时候在时间的分配上,我把重心转移到文学。除非教学论文被约稿,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写小说。当然,在教学上我还是很认真的,我们学校的特殊位置,教师的职业操守和良心来讲,绝对不能耽误孩子。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有一群人代表着一个正在上升的阶层,默默潜滋暗长着。在你的小说叙事中,人物始终有着超期的愿望,这也成为小说叙事的驱动力。你为什么这样设计?

余一鸣:每个人都有对自己当下生活的不满足和对未来并不可及的生活憧憬,心理学上将此概括为由于童年的心理缺失而造成的成年心理补偿机制。譬如我的小说《栖霞秋枫》是一对身份悬殊的男女主人公,陈茗婉拒木水的理由很简单:栖霞山还是原来的栖霞山,但秋不是原来的秋,枫不是原来的枫,人也不是原来的人了。

“变”的吊诡在于“不变”,于是故事在“变”与“不变”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争斗中人性与道德由此撕裂开来,对“变”的主体我们必得重新认识,对“变”的复杂重新检视,对“变”的异体重新关注,这才是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小说《入流》中,“变”与“不变”几乎成了一对孪生的兄弟,无处不在叙述着两者之间的纠葛、妥协、互制、同谋,所有人性的劣质和毁誉都在摇曳的生命中得以展示。不变者死亡,变者新生。

“变”是因外力所致,更是内心所致,“不变”是内心所致,即使有外力也可能不变。塑造人物强大的内心世界是我一直紧紧不愿放弃的。

记者:你专职是教师业余是作家,你是如何努力的,这与你的生活有关吧?请和我们分享一下。

余一鸣:文学源于生活,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我的家也是居住在校园内。对于家庭环境来讲,对教师的生活是比较熟悉的。对于教师目前存在的弊端和目前的高考模式,在心里既伤痛又是无奈。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也不是一两名普通教师能够改变的。而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是船大不好掉头的地步。尽管我对教学改革呼吁了好多年,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并没有得到真的改变,由于我是南外教师的身份,我的孩子还在国外,我已经走过10几个国家,欧美的中小学也去过多所,我觉得目前我国的中小学学生的压力太大,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从这个角度出发,写了一篇剖析当下校长、老师和学生心理的中篇小说《东海岸线》,刊于今年的《江南》第6期,《中篇小说选刊》增刊第三期也刊发了。不管怎样,作为教师有必要去为中国教育发展去呼吁去献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体现了一位作家的良心。

记者:你是一名创作颇丰的著名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写作和阅读,你有其他兴趣吗?是哪一本书或哪一件事,决定了你走小说创作的这条路的?

余一鸣:在中学阶段,我参加县级中学生作文竞赛就获得了一等奖,对于高中生而言,是一种鼓励。上大学后又读的是中文系,因为在那个年代,中文系的学生几乎都在写小说,我成为一名幸运者,在大学阶段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其它的娱乐,文学是生活的中心,如果能够正式发表一篇小说,很可能彻底改变命运,这对社会对个人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做一名作家是自己的使命。但是,因为毕业后分配到农村中学之后,生活给你的追求设置了障碍,其实在2010年之前,这么多年,虽然没有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小说创作上,但是每年也发一两篇小说,也时时关注着文学潮流的走向,等到文学的重新回归现实主义创作的时候,我以前的生活经历就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转变。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曾害怕过什么,现在会担心什么,你会一直写下去,你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余一鸣:在我这个年龄,应该过得比较从容。从家庭来讲,老人过得安稳,孩子能独立生活,在生活上也不会害怕。我最关心的是文坛的走向,会不会有些因素会限制我的创作。我对这个世界的兴趣能做的就只有写作。写小说于我既是事业也是精神追求,我别无选择。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初,我是在实现财务自由后才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文学创作。我不主张一个年轻人脱离现实,一门心思地去写作,这是盲目的不理智的。文学要有所附丽。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走这条路的。文学说到底只是一种精神生活。我今年小说写得比较多,连续发了5个中篇20万字,写得多的原因是杂志社约稿催稿,正常的情况下,每年也只在10万字左右。我的写作计划在退休之前,以中短篇为主,退休之后以长篇为主。

记者:作为经验特别丰富的语文老师,你认为如何去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余一鸣:因为现在的中学语文是两个分类,一个是语文分数,一个是语文水平。在现在的这种高考题型下,一个人语文分数不一定能代表他的语文水平,但是一个语文水平高的人应当能考得出好的高考成绩。一个只刷题不阅读的同学,150分的卷子考到120分可以了,但是要达到130分以上,肯定要多读书还要有很多的写作量。我主张在高一高二的时候还是要多读点书的。到高三时候,进行题型训练,这是比较科学的安排方法。一个语文水平真正好的学生,应该有语感,语感是从阅读和平时的写作训练当中来的。有了语感,语文的一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然提出这些又是矛盾的,我的这些观念适合我们南外,南外的学生只有少部分人参加高考。而在县级中学还是有必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无论怎么说,要想得到好的教育,必须拿到敲开大学之门的“敲门砖”。还是必须跟着老师走。

记者:你这是第几次来兴化,你觉得兴化最美的地方在于什么?

余一鸣:是第三次。我觉得兴化最美的地方还是在乡村。今天我看到的水上森林当然是很美的,但是我更注重更喜欢的是沿途的风景,我从施耐庵陵园内走出院外,我发现小河里面的水草,远处的庄稼,树枝上片片叶子,天高云低,那么一个广袤寂静田野,这种大平原上的风景,是兴化最美丽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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