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精体逾硕 淡风远响深——任大椿的田园诗风

信息来源: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发布日期:2021-02-24 14:57 浏览次数:

自郑板桥后,清代兴化文学的又一中坚是任大椿。

清王朝中叶,有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乾嘉学派在长江下游地区崛起,其中扬州学派为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与组成部分。出身学者家庭的任大椿,继承家学,成为扬州学派中的前期代表人物。但他并非单纯的经学家或文字学家,同时还是一名具有相当影响的诗人,与清代诗坛上的其他三位诗人钱载、钱澧、施朝干,一起并称“四家”。

任大椿,字幼植,号子田,1737年出生于兴化世代书香家庭,祖父任陈晋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父亲任葆是饱学秀才。任大椿从小爱读书,八岁能诗,深得祖父和父亲疼爱。后来他父亲被聘请到扬州大盐商江家坐馆做塾师,任大椿就到祖母宗氏之侄宗蔚生的私塾就读,母亲史氏一人担负起教育儿子之责,对他的督促十分严格。每天任大椿从私塾就读回来,晚饭后要读书到“漏下四鼓”才能睡觉。儿时的严格要求,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终身不变,成为诗人和“尤长于三礼注疏、六书训诂”(纪昀语)的经学大师、考据学家。

任大椿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举,时年23岁,按当时的教育风气,举人任大椿受聘为淮安丽正书院山长,后来做到内阁大学士的山阳人汪廷珍就是他掌教丽正书院时的学生。汪廷珍早年丧父,家里贫困,得到任大椿周济与培养,后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就住在任大椿家里温习,得中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一甲第二名榜眼;而同科中状元的胡长龄也是任大椿的学生,他是南通州(今南通)人,与山阳汪廷珍合称“汪经胡史”,分别以经学、史学闻名于世。二人又都以老师任大椿为榜样,清廉正直,不趋炎附势,阿附和珅,后来汪廷珍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嘉庆初,胡长龄也官至礼部尚书,为后人钦敬。任大椿作为老师,自己是二甲第一名,能培养出己酉科的状元、榜眼;还有经任大椿辅导,考中己酉科二甲第三名的仪征人阮元,他到北京备考,多次向任大椿请教学问,得到任大椿悉心指导,他在为任大椿《弁服释列》写的序中,特地谈到当年在北京向任大椿求教的情景,说“难为尤多”(麻烦他的尤其多)。阮元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在同一科殿试的前六名中,竟有三名是经他悉心辅导考中的,并且后来都担任高官,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个传奇。

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大椿32岁中二甲第一名进士(金殿传胪),被分到礼部,授仪制清吏司主事。任大椿登传胪而未能入翰林院实属憾事,进官场后又不谋“仕途经济”,一直“仕途偃蹇”(官吏晋升之路不顺利)。36岁时,适逢四库全书开馆,他被推举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后来还担任协勘总目官(相当于副主编)、万寿圣典馆纂修官。当时担任纂修官的多半是翰林,不是翰林的只有他和姚鼐等八人。《四库全书》中礼类提要是他写所,《清史稿·任大椿传(列传卷六十八)》云:“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然巨观”,评价很高。可见他付出很多,理应封赏。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成后,担任纂修官的都受到封赏,不是翰林也都转为翰林。但在即将修成之时,他因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回家守孝,等到他脱去孝服到京城复职,封赏之事已结束,又无大臣再提议,只得仍回礼部做主事,后来他被推荐担任河源纪略馆纂修官、文渊阁详校官,但无职务升迁,直至乾隆五十一年他49岁(已做了18年主事),才按照资历迁升礼部仪制清吏司员外郎,兼乐部和声署署丞,51岁才升郎中,到52岁的5月,在病中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还未上任,6月23日就去世。乾隆时各道监察御史是从五品,而郎中是正五品,可见“授御史”也不属升迁。《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说他“浮沉郎署”“仕途偃蹇”是确有其事。

任大椿死后,家里无钱运棺柩回兴化,他弟弟变卖了他所有的藏书才把棺柩运回,葬于县东任家舍。他的多种学术著作除三种是生前刻印外,其余的都是靠他的连襟王念孙、姨侄王引之,学生汪廷珍及阮元等校订刊刻才流行于世(王引之《致石农公书》)。他去世后,妻子生活没有着落,把在兴化所居的小园(原李鱓别业浮沤馆)西边一半卖给人家开茶馆,只留下东侧金殿传胪楼自住。因此,做官、著书都“难为稻梁谋”,这可视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说他正直、廉洁,并非过誉之词。

与郑板桥不同,任大椿在文学上走的是学者诗人这条道路,在京城前后的学术经历,似乎是他写诗作文的基础。因此,任大椿的诗文特质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雅正传统。

从任大椿所受到的诗学教育来看,他在诗文的雅正特质,首先来自于《文选》的影响。少年时代,任大椿就熟读文选,在诗赋的风调上打下了基础。任大椿的祖父任陈晋曾介绍他的诗学源流和过程:“孙大椿十岁能诗文。诗酷爱汉魏诸乐府古词,谓承三百篇。平易之后,诚不可无汉魏之陵奥,然究非诗之根源本境也,近乃返之得其中,质和简之音,而亦仍存魏汉遗意,诗格盖蒸蒸日上矣。”指出任大椿学诗由酷爱汉魏诸乐府古词,再回到学习《诗经》上来的过程。他写乐府诗有学《诗经》的基础,并保留魏汉乐府的特色,因而得到认可与称赞。钱陈群、沈德潜是乾隆时著名五“词臣”中的两位,任大椿所写乐府古诗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很是难得。钱陈群读了他的诗集后认为“心灵穷大幽,思精体逾硕。煌煌乐府词,大雅中程尺”,赞扬他的乐府词构思精深,数量多,符合《诗经》大雅的标准;沈德潜更认为任大椿《郊祀歌》一类诗歌“肃肃穆穆,不落六代,唐人以下为之心折”,赞扬他写的歌词庄重、美好,可和古代的祀歌媲美,唐代以后的人读了会佩服。

《清史稿·儒林·任大椿传》说他的“诗尚清远”,同时代诗人、清史学家、经学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叙任子田初集》中,则具体评价了任大椿的乐府诗及五言古诗:“其乐府幽深杳冥(深沉而高远),五古曲折微至(委婉曲折、细致精妙),而一种澹风远响(恬淡高远、韵味深长),又入韦左司柳仪曹之室,是真卓然名家者矣。”韦左司是韦应物的别称,他是盛唐与中唐前期的诗人,曾任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故称 “韦左司”“韦苏州”,他的诗风恬淡高远。柳仪曹是柳宗元别称。礼部郎官又称仪曹,柳曾任礼部员外郎,故称“柳仪曹”。柳宗元疏淡的山水诗情深意远,为世人称道。他们与王维、孟浩然同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鸣盛说任大椿的五言古诗有唐代韦、柳诗的风格,是清代“卓然名家”。

由此可知,任大椿的诗歌创作,以乐府诗和五言古诗为主要体式,不仅功夫深厚,而且在诗格和意境上达到了那一时期诗歌所能企及的艺术水准。

任大椿有代表性的乐府诗和五古诗数量较多,现举一首:

远别离

不惜久为别,难处初离时。

去去返何日,未敢长相思。

未别忘所云,在途憾有遗。

忆昨罢离席,怅念卢龙西。

卢龙险且迢,不愿君知之。

这首五言古体诗写好友第一次远行,作者与之送行时的复杂心境:要说的话当时在酒席上竟然忘了说,分手后又遗憾;因朋友要到卢龙西部去,卢龙古塞是到塞外的重要隘口,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故出塞路途遥远,可能会有风险,当时想提醒朋友,怕他难受而没有说,事后内心充满怅惘之情。诗意恬淡而高远。

任大椿的律诗与绝句的风格与他的乐府诗与五言古诗相近,也举两首:

《送同年》(二首)

十载归巫峡,相逢鬓各苍。

交惟吾辈古,情是故人长。

款舍近郊野,入门多雪霜。

高寒全道气,作吏此为良。

 

为郎拟颜驷,寂默有馀欢。

志向闲中定,官于冷处安。

怀孤重知己,溯旧发长叹。

何以青青柏,天教岁暮看。

这两首五言律诗送给分别十年的同榜进士,这位同年也仕途困顿,家里有多位白发老人,生活清苦,住在“郊野”。作者将友人比作汉武帝时的老郎官颜驷,颜在文帝时为郎官,文帝好文而他好武,景帝好美而他貌丑,武帝即位,好少,而他已老,表示对友人生不逢时、怀才未遇的惋惜。诗中“交惟吾辈古,情是故人长”“志向闲中定,官于冷处安”则是宽慰对方的甘苦之言,读来确如“澹风远响”,值得回味。

再看他的七言诗,也举一首:

宿瓜州

小宿扁舟柳外罾,松溪渺渺出疏灯。

三更月落瓜州渡,行尽青山见秣陵。

洪亮吉说任大椿诗风“凄丽”,姚鼐认为他的诗“尚清远”,从《宿瓜州》中可见一斑。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多处赞扬任大椿诗句,仅录其二:

余在苏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谈久夜深,余屡欲起,而孔苦留不己,曰:“小坐强于去后书。”余为黯然,问是何人之作。曰:“任进士大椿《别友诗》也,首句云:‘无言便是别时泪。’”

余每出门,或远行数千里之外,撒手便行,无系恋之意。及在客边住久,到归家时,宾朋相送,反觉难堪。兴化任进士大椿有句云:“放船归思减,久客别人难。”

从袁枚激赏的这些别友诗句可见,任大椿抒写浓挚友谊,既情深意远,又恬澹沉郁,流传很广,为时人称道。

稍后于任大椿的经学家、诗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1790)榜眼洪亮吉在他的《北江诗话》中也对这清“四家”的诗高度评价,其中认为任大椿的诗“凄丽”“如灞桥铜笛,冷眼看春”“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

任大椿有《子田初集》四卷、《苎村诗钞》六卷。他有部分诗被收入袁枚《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还有阮元所辑《淮海英灵集》《江苏诗征》,道光进士张维屏所辑《国朝诗人征略》,光绪进士、民国总统徐世昌所辑诗集《晚晴簃诗汇》收录有任大椿的多首诗作。在他所编的《晚晴簃诗汇·诗话》中称任大椿:“早以词章擅名,诗工乐府及五言,英光沉思,远追鲍(照)、谢(朓),近攀韦(应物)、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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