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为天人合 言简意无穷——刘熙载的真色诗品

信息来源: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发布日期:2021-05-14 17:05 浏览次数:

晚清诗坛上,刘熙载以他的真色诗品,影响了很多后学者。

清嘉庆十八年正月廿五日(1813年2月25日),刘熙载降生于兴化城内西大街城隍庙东巷,这是他母亲王氏家的祖居。他的父亲刘松龄,字鹤与,监生,为人讲义气,乐于助人。亲友向他借贷,他年底家里柴米都不够过年,都尽力帮助。刘家原住宅在南大街西侧,与普济堂(救济院)为邻,“普济堂地隘,割宅基赠之”(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刘熙载自幼聪慧。因“父鹤与君曰:此子学问当以悟人”(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故他晚年自号寤崖子,作为自己一生“悟人”的肯定。

刘熙载的诗词主要集中在《昨非集》中。书名“昨非”,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他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一生的书生本色,忧国忧民赤子之心,坚守正道大儒的真情品格,也可窥见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样的艺术特色。

他认为“诗为天人之合”,诗歌是天道与诗人真情的融合。这在他的词中也体现出来。他在词《浪淘沙·闻潍县人颂吾乡郑板桥先生遗政,有感而作》中云“孤抱出风尘,兀傲嶙峋。拈来俚语也精神。书画是雄还是逸,只写天真”,赞扬板桥的书画“只写天真”。“天真”一词见《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天真”就是“法天贵真”,就是“受之于天”、不受礼俗影响的真性情。他认为板桥的书画是如此,而写诗也应如此,表现真性情才是“诗为天人之合”的体现,才是真色诗品。

刘熙载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愈加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刘熙载的意志,他读书更加刻苦勤奋。曾在一首七绝《斗室吟》写道:

室虽如斗此心宽,总为尘无一点干。

莫带陈藩少年意,扫除误作等闲看。

这是一首言志诗。作者身居斗室而心胸宽广,把斗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自己决不像陈藩少年时“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受到父亲好友薛勤的批评,陈藩还辩解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汉书·陈蕃传》)。陈蕃认为自己志在扫除天下,不考虑打扫自己屋子的小问题;而刘熙载认为,有扫除天下之志者,不应像陈藩那样意气用事,把扫一屋误作等闲小事,因为扫除好斗室是将来扫除天下的第一步。这首诗可见他少年时代就严于律己,从小事做起,读书求学毫不松懈,有不断进取的大志,而他一生的作为,都是《斗室吟》的最好注释。这首七律语言朴素、平易,内涵醇正,是“先扫一屋,而后才能扫天下”的天道与作者做好身边每一件事的真情的自然融合,言近旨远,言简意深。

咸丰三年(1853)年,刘熙载奉命入值上书房。每天到乾清宫旁边皇子读书的书房当皇子们的老师。七绝《入上书房》中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授徒里巷心犹愧,况傅诸王愧更深。

昨见冶工曾有羡,土型能办铸良金。

诗中连用两个“愧”字,可见刘熙载的谦逊与高度的责任心。他学识渊博,希望通过自己尽心教授,就如冶炼金属的工人,能用土范(模子)把这些皇子浇铸成治理国家的“良金”。读书、当老师与刘熙载的天性相合,使他自得其乐。他羡慕“冶工”,表现了自己要为天下培育英才的追求。刘熙载在晚年所撰《寤崖子传》中说自己“仕皆师儒之位,自其为诸王师,为太学师,与夫在乡塾为童子师,客游为远方士子师,出处不同,而视之未尝不一也。”表明自己不论在上书房做诸王的老师、在太学做监生的老师,还是在家乡私塾做蒙童的老师、在山东禹城做秀才的老师,都是一样看待,正如他在《入上书房》中所说,要把所教的学生“铸良金”,他要学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还要做出榜样:“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清史稿·儒林传》)他本人就是一个冶工的“土型”,他做出了榜样,表现作为大儒的真色,影响学生,垂范后世。

尽管他“仕皆师儒之位”,而这个“仕”(做官)与掌握实权的官员收入是无法相比的,他虽为“诸王师”,上班却无轿无车,都是步行,回去还要自己烧饭,被嘲为“厨师翰林”,而对清贫的生活,他能自得其乐。在七律《京寓秋日寄友》中可见一斑:

幽居门巷拟山阿,一径清风动薜萝。

谢病且求逢客少,避名还恐著书多。

云开蓟北千峰晓,梦隔淮南八月波。

安得结邻偕隐士,菊篱携酒近相过。

这首诗说他虽然住在京城,却像住在山里一样,门前路上清风吹动的不是人马车轿,而是爬在墙上的藤萝,极少有客人来访;他希望能与隐士为邻,在篱笆墙下菊花盛开之时,带着酒互相拜访。

本来,在刘熙载入值上书房后,穷翰林的门口也热闹起来,有些官员就借口同乡、同年上门送东西给他,跟他拉关系。刘熙载却一概不受。后来找上门送礼的人多了,他就在门口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了六个大字:“不受亲故馈遗(wèi,赠送)”,这样别人也不好意思再上门送礼,又“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人在京城,为帝王近侍,却廉洁自律,拒收馈遗,以幽居的隐士生活为满足,向往着“采菊东篱”的诗情酒性,这是他真色的诗人品性的自然流露。

尽管他满足于读书、教书的清贫生活,但作为坚守天道的大儒,他有忧国忧民赤子之心。道光廿九年(1849)里下河大水成灾,他的《己酉闻故乡水灾》诗云:

有田频失获,甚于无田悲。

淮水仇疲民,生计何从为?

余以就俸钱,幸备晨夕炊。

乡人竟何赖,颠踣孰能支。

同舟遇风浪,相救不可迟。

今我遗亲近,况问他人危。

旅厨会进食,坐起发长欷。

倾复得乡信,水长逾昔时。

他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家乡大水成灾,庄稼收获无望,百姓失去生计。“同舟遇风浪,相救不可迟。”这是天道之理,自己因有俸钱维持生活,还能“遗亲近”,帮助亲友,但对乡人的危急,就无力救助,因而进食时心里难过,要“发长欷”(流泪后长长叹息)。而从家信得知,今年水灾比往年大,大水退去的时间还要长,乡人以后的艰难更可想见。诗人的“长欷”也会延续下去。

我们读过很多诗人关心家乡受灾的诗,却很少写自己无力帮助受灾乡人而内疚、自责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难能可贵。

他在山东禹城教书,想到东汉开国大将耿弇曾在禹城(古名祝阿,即祝柯)奉刘秀之命,率兵打败张步之事,在七律《祝柯斋中》云:

唇干舌燥日论文,翰墨何时足树勋?

有志竟成推武略,至今人说耿将军。

在禹城的书斋中,他每天与学生谈论文章很辛苦,但靠“论文”何时能立功建业呢?当年耿弇攻打张步时,张步军力雄厚、难以对付。交战中,耿弇右大腿中敌箭,血流如注,他“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坚持率领军队战斗,打败敌军。刘秀来劳军,赞扬说:"昔韩信破历下(济南)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禹城)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因韩信袭击的是已被郦食其劝说降汉的齐王,而耿弇打败的是劲敌张步,所以刘秀说耿弇的成功“乃难于信也”,要比韩信还困难!因而赞扬耿弇是“有志者事竟成也!"(范晔《后汉书·耿弇列传》)刘熙载用耿弇在祝柯打败张步,立功建业的故事赞叹“有志竟成推武略”,自己虽有扫天下的大志,但“仕皆师儒之位”,靠文德不能如武功载入史册,被后人尊重,因而发出“翰墨何时足树勋”的感慨。其实,作为有志者,刘熙载以师为业,论文终生,从今天来看,他给后世的影响当已超过东汉开国名将耿弇,如果我们说“有志竟成推文论”也并不错。这可能是他在禹城书斋写诗时没有想到的。

奇怪的是,也有研究者竟认为“耿将军”是耿京。耿京本是济南府农民,因不能忍受金朝的繁重赋税,率领当地农民起义,起义队伍壮大后收复东平府,并派辛弃疾等赴南宋奏事。南宋朝廷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兵马。因起义军将领张安国被金收买,杀害耿京,起义失败。虽说耿京是起义军将领,可称他“耿将军”,但他没有在禹城打过仗,与刘熙载诗中“有志竟成”——“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典故更无关,怎能随意牵扯呢?

他还有七律《过杨忠愍墓·墓在定兴,与元元勋张献武宏(弘)范墓相对》

椒山墓树烈寒风,献武丰碑在眼中。

却听行人辨功节,先生二字独称公。

他在定兴拜明嘉靖武选员外郎杨继盛(字椒山)之墓,杨因上书劾奸相严嵩“十大奸、五大恶”下狱,惨遭杀害,后平反,谥号“忠愍”。而他的墓与元代灭南宋元勋、汉人张宏(弘)范墓相对,张在元仁宗延祐五年(1319年)加封淮阳王,谥“献武”。因乾隆帝名弘历,刘熙载要避乾隆的讳,把“弘范”写成“宏范”。作者诗中写杨继盛的墓树在寒风中显得萧索,而张弘范墓碑丰伟,二者难以相比;但过往行人从历史上个人功绩与节操来评价二人,只尊称杨继盛为“先生”,至于汉人张弘范灭南宋虽然功在元朝甚伟,但辨别节操,张弘范就不在其内了。作者把注重节操的天道与人情融合为一,可谓言简意无穷。

再看他的词《减字木兰花·里中怀古三首·宗子相先生》:

奇才休说,要在文章根气节。哭酹杨公,任彼分宜螫似蜂。

自来倔强,心事报知刘一丈。守分无差,最是吾乡重这些。

这首词赞扬宗臣不畏惧江西分宜人奸相严嵩的狠毒,到刑场哭祭杨继盛;而是不是文章奇才,要根据他的气节来判断。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说“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刘熙载予以赞美和认同,认为这是家乡前辈历来看重气节,敬畏天命,保持做人的本分与真情。他还有一首七律《题宗子相百花洲》云:“先生大节堪千古,不独才名噪艺林”,也是把节操置于才名之上,认为节操是真情的必然流露,也是作者真色诗品所唱叹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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