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的某一天，东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们突然接到一道诏令，要求他们一起去皇宫后苑。大臣们不敢怠慢，匆忙赶到御苑，抬眼一看，恍然大悟，纷纷跪拜在地向宋真宗表示祝贺，原来宋真宗种在御苑里的水稻成熟了。

江淮熟，天下足

宋真宗所种水稻名为“占城稻”，原产于安南。与本土稻种相比，“占城稻”具有两个优点：一是耐旱耐涝，占城稻对水源灌溉的要求比较低，可以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具有“不择地而生”的特点。二是生长期短，占城稻是在梅雨时栽秧，初秋时收获，可以避开秋旱，也可以和小麦等一起轮番栽种，实现一年两熟。因此宋真宗不惜重金求购，用金银珠宝换来占城稻种。宋真宗在东京皇城试种成功之后，很快将占城稻推广至两淮、两浙，里下河及兴化一带的种植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北宋时定都东京汴梁城，淮南各州县是邻近京畿地区的经济重地，又有大运河贯穿南北，经济文化非常发达。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淮南路有官民田9736多万亩，占全国的21%，比江南东西两路的总和还多出920万亩，田亩数位列全国第一；所产稻米岁贡京师150万石，与江南两浙路并列全国第一。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

得益于占城稻等优良稻种的引入，北宋时期里下河开始出现稻麦复种制。绍圣年间（1094—1098），陆游的祖父陆佃贬官到泰州，就有“谪守海陵，逮麦禾之再熟”的记载。

南宋初期，稻麦复种制已经在里下河扬州、泰州、兴化、高邮一带大范围推广，成为一种主要的耕作制度。原因有二：

其一、耕作技术的改进。早在唐代时期，里下河以及江南一带就已经出现了水稻秧播技术。所谓水稻秧播，是指水稻育秧阶段，秧苗不在水田中生长，而是改在专门的苗圃中，即里下河农民所说的“秧池”。此时正值农历的二、三月，也正是冬小麦的生长期，秧苗培育地的改变，为冬小麦的生长留出了空间，二者不存在争地的矛盾；等到四月末、五月初小麦收获季节，正好是水稻秧苗由“秧池”移栽到水田中的时候，到八月水稻成熟收割之后，又恰逢冬小麦播种之时。总而言之，水稻在农田里的生长期是五月到八月，冬小麦的生长期是八月到来年五月，二者在时间上恰好可以实现连番耕作，由此催生出南宋时期的稻麦复种制。

其二、南宋官府的推动。宋金战争之后，大量习惯面食的北方移民迁入里下河地区，麦价陡涨，一斛麦的价格高达一万二千钱。庄绰《鸡肋编》说：

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为尽快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淮南经济，南宋朝廷在里下河地区大力推行稻麦复种制度。一方面招揽流民，劝课农桑，鼓励外来农业人口进入淮南，并辅之以相应的经济刺激措施，规定只收稻税，农户种植小麦不需交租。《宋会要辑稿》记载：

土豪、大姓、诸色人就耕淮南，开垦荒闲田，地归官庄者，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

另一方面广立屯田，修整兵备，在推行营田制度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动用官方力量增加麦田面积，“冬种麦，以为来春接济之计”，已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宋会要辑稿》记载：

真、扬、通、泰、楚、滁州、高邮、盱眙军，人户所种麦田，除先种2567顷18亩外，续劝谕增种296顷50亩有奇。

在以上两点因素的推动下，南宋时期的里下河扬州、泰州、高邮、兴化一带，农事多以稻麦复种为主。关于稻麦轮作时的农忙景象，南宋高邮人陈造《田家谣》诗描述说：

麦上场，蚕出筐，此时只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阴晴随意古难得，妇后夫先各努力……明年愿得如今年，剩贮二麦饶丝棉，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

南宋时期，沿淮河一线是宋金对峙的前沿战场，地处里下河水乡的兴化则是重要的盐粮保障基地之一。南宋朝廷大力经理江淮，整修水利，推动军屯和民屯，随着稻麦复种制度的进一步推广，里下河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社会经济也得以初步恢复。据《宋会要辑稿》统计，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淮南东路上缴税钱数为78291贯，超过浙东路，在全国14路2府中排名第7。

宿麦遍野，新秧盈池

南宋之后至明代前中期，里下河地区的耕作制度仍是稻麦复种制。元人揭傒斯《高邮城》诗：

高邮城，城何长？城上种麦，城下种桑。昔日铁不如，今为耕种场。但愿千万年，尽四海外为封疆。桑阴阴，麦茫茫，终古不用城与隍。

据《嘉靖惟扬志》记载，同一时期，高邮州夏税应缴纳小麦数额为786石，而兴化、泰州分别为1527石和6524石，是高邮州的数倍之多。可见当时里下河兴化、泰州地区，稻麦复种范围更广，所产夏麦数量更多。

明代兴化阁老高谷《东皋霁雨》诗：

积雨如膏土脉滋，春来民事颇相宜。一犁已足三农望，十室何忧八口饥？宿麦渐看青遍野，新秧初见绿盈池。天恩穆穆民何有？鸿雁凫翳总不知。

明代前中期，在兴化县城以东分布有大片农田，田野里的麦子还没有成熟，而秧池里的秧苗已经露出了绿色，“宿麦青遍野”“新秧绿盈池”，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明代前中期兴化地区推行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稻麦复种制度，和当下的稻麦两熟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县志在记录兴化物产时，麦子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农产之一，紧随在水稻之后。明代《嘉靖兴化县志》记载：“五谷之品，稻三十六种，糯八种，麦三种，豆九种。”《万历兴化县新志》载：“诸谷之品，则稻有多种，糯有多种，麦有多种，豆有多种。”清代《康熙兴化县志》载：“稻、麦、麻、菽、秫、薏、苡，谷也。”

到清代中后期，里下河兴化地区的耕种制度又为之一变。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记载：

谷之属：秋前五、随犁归（以上早禾）。早红莲、瓜熟子、兆金籼、抢场白、江芒、中秋糯（以上中禾）。香白子、御仙稻、鹤脚乌、了田青、黄花稻（以上晚禾）。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记载：

早禾：急猴子、吓一跳、秋前五、四十子、六十子。中禾：大头归、中秋糯、麻觔糯、红糯子、早红莲。晚禾：香白子、御仙稻、鹤脚乌。

从中可以看出，兴化早稻品种越来越多，由2种增至5种，早稻的培育与种植在兴化已成主流。早稻经人工培育选种之后，生长期日益缩短，收获期日渐提前。《民国三续高邮州志》留有育种的记录：

旧稻之最早者曰“秋前五”，其后农人以稻孙为种，逐渐早熟，秋前十日即可收获，因名曰“急猴子”。复以急猴子之稻孙为种，又早数日，因名曰“吓一跳”。

晚清时期，里下河的水稻种植具有某种抢种抢收的特征，多数在立秋之前就已完成收割。这其中的原因，和“归海五坝”的开启规则有关。清代规定，立秋后3天即可开坝泄洪，为此里下河各州县在修筑圩田的同时，纷纷培育选种能避开秋水的早稻品种，兴化有秋前五、随犁归、急猴子，泰州有早香、墨早、白早，高邮有四十日、望江南、江西早、赶上城。

秋前五、随犁归等早稻品种的种植，给里下河的耕作制度带来严重影响，由原先的稻麦复种，或者双季稻，逐渐改为单季稻，一年一熟，只为度荒果腹。

里下河耕作制度由两熟制向一熟制的退化，是在清嘉庆九年（1804）前后。清人李彦章在《江南催课稻编》中说：

有人言江北下河州县，前数十年稻两熟。余去秋以防河驻邵伯埭，亲见早中晚稻之种皆备，而竟无再种者。心尝疑之，以询老农。皆谓嘉庆九年以前，罕水灾，种稻一岁得两熟；九年以后，湖水秋涨，五坝辄开，田惟恐淹，故但幸其一收，而不可以再种。

麦秋二季，稻麦轮作

民国时期，兴化部分地区仍然种植单季稻，一年只收获一次，每年立秋前后，稻谷入仓，此后不再种植谷物，秋冬季节都任由稻田浸泡水中，称作“沤田”。《民国续纂泰州志》说：“北乡多水田，种麦者少，只种稻一熟，谓之沤田。”

里下河水稻的种植，通常是在清明、谷雨之间下种，立夏、小满之间移植，白露、秋分前后收获。沤田的收获期相对较早，一般会提前到立秋、处暑之间，而兴化更早，往往是在立秋之前。胡焕庸《江苏省之农产区域》解释了其中原因：

盖里下一带，因淮水失治，易遭水患，农民多望于秋泛以前，提早收获，不然收割过迟，易被湮没也。

关于秋收之时兴化农村的生活场景：

夏末秋初，正是农事最忙时候，男人在田里收割，女人在灶前做饭，巷子里及人家门院前一片寂静，唯有丝瓜缠上了篱笆，母鸡生蛋后在草堆里咯咯地叫。突然有小儿女嬉笑着跑出门外，一转身又躲了回去。看看节气，立秋已过，高邮运河开坝泄洪，村前村后又要洪水汤汤了。

需要说明的是：沤田只占兴化全部耕地的6成左右，还有近80万亩的土地受坝水影响较小，所以仍保留稻麦两熟制，这些田亩主要集中在兴化东部圩田地区，兴化也因此成为里下河的小麦主产区之一。《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说：

县境西部土质轻松，只宜植早禾；东部土质粘腻，可植旱谷，有麦秋二季收获。

民国时期，稻麦复种制仍是里下河主要的耕作制度，胡焕庸《江苏省之农产区域》说：

本省耕植小麦之地，几于无县无之，北起徐海，南至苏沪，除滨海数县产量较少外，其余约作平均之配。各县麦作大都占全部耕地面积之半数以上。本省小麦，多系冬麦，秋冬下种，莅年五六月间收获，除高亢之旱地之外，其余低洼之水田区域，多与籼粳稻轮种。

据《江苏省之农产区域》统计：民国时期平常年份，兴化水稻产量约350万石，合4亿1千万多斤，位列全省第6；小麦产量约100万石，合1亿2千万斤，位列全省第17；稻麦总产量约5亿3千万多斤，位列全省第5（全省共计61个县）。同期兴化人口约57万，以此换算，人均粮食年产量约为930多斤，显然有所富余，由此支撑起繁盛的粮食贸易。民国十九年（1930），兴化县城39家粮行一共向外输出稻850万斤、米625万斤，兴化成为里下河著名的鱼米之乡。

兴化除稻田、麦田之外，另有草田、圪岸以及高田。草田也称“荒田”，长满芦苇，秋天时农民收割苇草，装满船舱，运回家生火煮饭，多余的柴草卖给草行；圪岸和垛田类似，种植各种瓜果蔬菜；高田圩岸旁种植各类经济作物，如黄豆芝麻、大麦棉花等，黄豆做酱做豆腐，芝麻榨香油，大麦酿成酒，棉花织衣被。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用各方面物资，除食盐之外，几乎都可以关起门来百事不求人。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其他地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自两宋以降至晚清民国的千百年间，里下河兴化地区一直都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