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征战，昭阳的身上已经伤痕累累，虽然贵为令尹、上柱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还要时时提防小人的算计。现在，连自己的服务对象楚怀王都对自己有了猜忌。环顾四周，昭阳感到孤独无助，太累了，不仅是身体，还有心。是该好好休息了。

他率领楚国屈、景、昭三姓子弟到封地开始新的生活。

常年骑在马背上的人，忽然拿起了开垦荒地的农具。轻巧的农具远远比不上宝剑的锋利和沉重。昭阳领着子弟们，勘查地形，根据河道的流向，选择适合的荒原，围堤造田。那时兴化还没有被命名，自然的造化，里下河潟湖的形成，长江和淮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它成为海边一片被沼泽包围着的荒原。

在这片被湖荡分割的荒原之上，兴化先民垦荒种植，煮水为盐，四处渔猎。人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人口越来越多，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傍晚，昭阳站立于临时居所西边高高耸立的土丘之上，看远处残阳如血，余晖映照着大片大片随风浮动如绿色海洋的稻田。晚风拂来，农人的交谈从风中飘到昭阳的耳朵。农人们由衷地感激，不带目的地夸赞，使得昭阳的这个夏季不再燠热。他以为，这就是几年前憧憬的美好图景，夺人城池，不如自己造出一个其乐融融的新天地。眼前的这片土地，就是他梦想的起点，如今他离那美好图景越来越近了。

可是，数十年的战争，为他赢得无数荣誉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不久，昭阳病逝于封地，葬在邑西。为纪念昭阳，今兴化城区被称为昭阳，又因为兴化四面环水，完全是个水世界，又称“楚水”。这就是兴化古称“昭阳”“楚水”的由来。

关于“阳山夕照”景区核心景点昭阳墓与山子庙，在县志里有明确记载。

修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的胡志载：

“昭阳山。在县西四里。楚令尹昭阳墓在山下，即傍立庙祀之，因以名山。”

成书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兴化县新志》进一步补充：

“阳有惠政，邑人祠而祀之。死葬于西山，去城三、四里高阜，隐隐隆隆，今俗称‘山子庙’者是。”

昭阳生前喜欢登高望远，采邑之西的高阜，是他的理想登高之地。昭阳站立于高阜之上，看远处青草碧稻间牛羊次第而归，野老扶杖而谈，妇孺浣衣淘米，人间烟火，冲淡了长年征战累积于体内的戾气。

那时的兴化地处荒僻，难以交通，远离繁华的同时也远离战火，在群雄争霸的战国，竟然奇迹般地保持了相对的和平。对于百姓而言，给他们喘息生养的机会，他们就能为你造出一个桃源似的新天地。

昭阳墓建得气势不凡，高出地面二丈有余，邑人每年祭祀又在上面垒土加高，远远看去，足有五六丈，俨然一座小型土山，在一片平坦的土地和低洼的河流间显得尤为突出。考诸春秋战国墓葬制度，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帝王诸侯，将相贵族，各有定制。昭阳属于高级贵族，墓上封土高出地面二丈有余，呈复斗状，上置祠庙以祀。由此可知，所谓阳山，实是昭阳墓上的封土，因其形似小山，加之兴化无山，便冠以“阳山”名流传后世。后人称昭阳为“山子府君”，史籍上并无出处。考虑到供奉他的庙宇被称之为“山子庙”，所葬的地方为“山子村”，估计“山子府君”应该是昭阳死后人们对他的尊称。昭阳葬于邑西，坟头封土高耸，几为小山，而“山子”一词，有一古义为假山，《宋史·礼志十六》：“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明袁宏道《饮徐参议园亭》诗：“药栏斜布置，山子幻生成。”《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这些作品中的“山子”皆为假山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论，昭阳的“山子府君”，可能是因为其墓名“山子”而得名。一个人因为他的墓地而得名，实在是有意思。但正因为此，才体现了邑人对昭阳的敬爱和亲近。

“山子庙”寄托了人们对于昭阳的怀念，同时也表达了希望昭阳能保佑一方平安的美好愿望。它的体量很大，肃穆庄严，与一旁的昭阳墓，相互映衬，相依相傍。

昭阳庙四周为天然水泊，水域开阔，九曲十弯，需乘船才能前往，前殿为附祀，供奉着昭阳部将，名姓已不可考。他们生前追随昭阳，出生入死，如今依然守护着，按剑持戟，威武不可侵犯。

后殿为正殿。“昭阳殿”三个古朴大字将匾额撑得满满的。殿内正中供奉着昭阳的立像，着战袍，披铠甲，佩青铜宝剑，目光如炬，神态沉着，不怒而自威，不愧为一代名将。将军塑像上方屋梁悬挂着“昭阳山子府君”的横匾，两边抱柱楹联，赫然写着：渤海镇军压六王而霸楚，阳山食采留三户以诛秦。

然而，无论何等伟大的功业，皆敌不过时间。人活一世，活的是时间，多数人与时间同时流逝，只有少数人被时间留了下来。昭阳作为兴化的人文始祖，人们感恩而怀念他，他没有看到楚国的灭亡，国与国之间的恩怨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他在兴化的功绩，不再是攻城略地，不再是开疆拓土，而是这个地方的开发者，因为他，这个地方渐渐成了气候，为以后的繁华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以后的每一年，人们都会按时去祭拜。昭阳墓地周围的树木已经生长得高大威武，郁郁葱葱，远远看去，原来的土阜披上了绿装，庄严肃穆，环绕着阳山的曲水共分九条，大小不一，均泛着粼粼的波光，渔人舟子，沙鸥白鹭，岸芷汀蓝，落日余晕，美不胜收。此时的昭阳墓，不仅是一块墓地，也是当地人踏青、秋游的好去处。

1700多年之后，楚国已经退居成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五朝元老”，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的兴化人高穀一心想为家乡做点事情。当时的高穀还很年轻，还没有那些耀眼的光环，他刚刚驶上仕途的快车道，正担任皇帝的文学侍从官。

高穀对兴化的热爱更多出于一种责任。作为当时兴化境内官位最高的官员，理所当然成为当地乃至周边地区的文人领袖。有感于无数美丽的风景因为缺少文人的概括提炼，湮灭于岁月流沙的掩埋之中，他决定为昭阳风景留下点什么。基础已经很好了，早在元代就有人对兴化自然人文历史景观进行概括，选出所谓的“昭阳八景”，只是因为文献缺乏，还不是那么为人所熟知。于是，高穀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提出“昭阳十景”，并分别命名，且作诗赞美。后来，杨果又将“两厢瓜圃”“十里莲塘”列入，“昭阳十二景”就是这样由兴化历代文人，特别是元明清三代文人，一代代累积起来，虽有模仿“潇湘八景”“西湖十景”的嫌疑（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流行），却也表明了当时文人，或者可称为地方知识分子对于本地文化的重视和自豪。

战国到明代相隔千年，昭阳作为兴化人文始祖的地位不可动摇，昭阳墓、山子庙与周围的农田风光已经融为一体，文化渗透进自然美景，引得无数文人雅士登高游玩，怀古思今。

高穀在《昭阳十景·阳山夕照》中写道：

阳山一带望中微，翠巘苍崖映夕晖。斜影半侵行客骑，馀光犹烛定僧衣。树头鸟雀参差集，草际牛羊次第归。明日登临重载酒，莫令迟暮感芳菲。

高穀虽然年轻，但因为地位特殊，对于朝廷内部争斗的血雨腥风，同僚之间的尔虞我诈，已经看得很多了。原以为身居高位便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造福百姓，没想到竟是身处旋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能自保而已。只有回到家乡兴化，听田夫野老扶杖而谈，水上渔夫击棹而歌，用家乡的风洗洗耳朵，用家乡的水洗洗眼睛，用阳山的美景洗涤心灵，他才感到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明万历兴化知县钱塘人凌登瀛从另一个角度赞美了“阳山夕照”美景：

七国多豪士，令人恒拊髀。首功岂不贵，焉识仁义施？荣名终不保，而况身后思。有美昭阳君，渥惠在黔黎。抔土荐寒泉，声与天壤期。戋戋弹铗子，市义亦徒为。

这是从历史风烟中觅得的人生真谛，人之一生真正建功立业应该是多为百姓做事，百姓才是王道。千年之后，人们记得的不是昭阳的武功，而是他对兴化的开化之功。

明朝晚期，“昭阳诗派”代表人物李沂春游阳山后写道：

寻春聊出郭，晴色带川光。彩扇芳堤女，银筝画舫郎。鸟藏森木啭，花拥醉人香。古冢荒原上，萋萋碧草长。

这应该是普通人眼中的阳山美景，也是“阳山夕照”之所以迷人的核心所在，即自然与历史合二为一。当时的昭阳墓，前汇六水，后枕三流，于墓之东侧相交，当地人称此地为“九龙口”。“九龙口”一带水雾迷蒙，芦苇苍苍，水草丰茂，一地平旷。唯阳山高出，登高而望，水色空濛，天与水接。夕阳下山，渔歌唱晚，画舫轻移。农人归家，荷锄而立，虽议农事，亦有精彩。微风吹来，树影婆娑，昭阳古庙翘檐飞角，风铃叮叮，声传百里，无异于渊明之桃源仙境。

可惜，战争与饥荒，人类的两大天敌，时时来袭，昭阳墓与山子庙，这两座时间最久远，最具人文内涵，记录了兴化人文历史源头的古迹，也未能幸免。到了清代，阳山古庙古墓已经破败不堪，残垣断壁，荒庙古冢，叫人心生无限感慨。

清人马家骥凭吊昭阳时，看到眼前场景，作《山子庙》：

将军千载后，凭吊有孤舟。姓氏荒城在，邱墟古庙留。秋风庭草乱，落日杜鹃愁。客到空搔首，悠悠河水流。

清代兴化高僧寂喻《过昭阳墓》则更为凄惨：

西郊楚将墓，邱垄践牛羊。树老昏风暗，碑横惨日光。独狐愁叹息，群鬼夜商量。满目雍门曲，萧萧送夕阳。

这哪里只是荒凉，分明成了鬼狐出没之地。阳山本应是一处供游人怀古的风景胜地。可惜，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史的陈迹已渐渐湮没不见。连当地人都说不清那残留的墓和高耸着的土丘，有着怎样的历史。将军的历史和他的墓一点点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后来，阳山在“文革”中为当代愚公所掘，已不存。好在，今天的情况又有了转变，人们经历了工业化的狂轰滥炸，忽然开始怀念起农耕社会的美好，美丽的田园风光，绿色的食品，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昭阳墓与山子庙旧址仍在，四周河流田野的风貌并未有大的变化，这给恢复“阳山夕照”胜景提供了可能性。在人们一天天退守内心的今天，“阳山夕照”美景或许可以作为他们怀念过往，洗涤心灵的一剂良药。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