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知道，作为个体，最终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英国作家奥利维娅·莱恩在《沿河行》里如此描述个体的意义：“我已不再相信什么目的地，不过我很确信，遗骨不会永远埋葬于地下，而我们这一代丢弃在这颗星球上的塑料袋会比我存在得更久，正如罗马人的小镊子会比他们的肉身保存得更久一样。”

施耐庵所处的时代，英雄不停出现。哪怕是在偏远的小村，哪怕只是某个不知名的平民，都有可能成为时代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挪用狄更斯《双城记》里那段经典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被元朝统治者野蛮统治了几十年之后，连乡野的一棵孤草都能感到日甚一日的压迫。当压迫超出了人能承受的范围，就像水坝一样，终有一天会冲决堤岸。我们来细数一下元王朝的掘墓人。朱元璋，一无所有的乞丐和兼职乞讨的和尚；陈友谅，本是渔家子，风里来雨里去；张士诚，兴化白驹场的穷苦“亭民”。元朝的社会阶层固化程度太高，上下无法交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并没有远去。时势造就英雄，时代选择英雄，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施耐庵，就曾经生活在他们当中。

施耐庵的想象力，在幼年的时候与众不同。他和兴化所有的乡野小子一样，从小就在河湖草荡间摸爬滚打。他的父亲，是兴化水泊泽国的一位出色的渔民。跟随父亲的施耐庵不仅习得了捕鱼的本领，而且深刻体会到了渔民生活的艰辛。的确，旧时里下河地区的渔民，生活得很是艰辛。他们多是一家七八口蜗居在小小渔船上，弯腰低头，盘腿而坐。于是，黑皮肤、罗圈腿、大屁股成为他们典型的体貌特征；他们以水为邻，逐鱼而迁，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终年活动在湖荡野外，风吹日晒浪里滚，夜里打渔早上卖，过着单调而又枯燥的打鱼生涯，大人没有市井酒肆可去，小孩没有私塾学堂可进，几乎人人都是文盲；他们的渔获时多时少，鱼价不高，又没有田产，吃的粮食、蔬菜要靠鱼虾交换，往往要三斤鱼才能换一斤米，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施耐庵毕竟是一个早慧的孩子。童年的经历对于作家来说，可能奠定了一辈子的创作基调。后来创作了不朽名著《水浒》的施耐庵此刻正睁着黑漆漆的大眼睛观察着这个水上的世界。渔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很简单，撒网捕鱼，养家糊口，靠本事吃饭，靠河流吃饭。这非常像《水浒》中描写的渔家兄弟们的生活。渔民生活艰辛，并不能都像岸上人一样讲究，他们更多出自天然，凭本性做事。岸上人和船上人，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世界。渔民在有些地方并不受人欢迎，甚至遭人歧视。因为他们行事的方式，信仰和衣着的与众不同，人们开始孤立他们。因为常年在水面生活劳作，所穿衣着不求华丽，以实用为主。捕鱼作业时渔网篾缆较多，很容易挂到身上，所以渔民衣着的首选是简朴少挂碍。男性冬日往往穿一条裆部肥大的棉裤，同时腿部也大，这样便于捕鱼时施展动作。渔民在捕鱼的时候将上身棉服塞进裤腰，上下利落，无论是下蹲，还是侧身，都灵活自如。春秋季节，男性渔民衣着较为简单，与岸上居民差距不大，一切以方便实用为好。夏季炎热，加之汗水很容易浸湿衣服，所以男性渔民往往只着短裤，上身精赤，常年暴晒，肤如黑漆。《水浒》中所描写的渔民穿着，就很具代表性。身为渔夫的阮氏三雄的服装是典型的里下河渔民服饰，阮小二只是“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只有阮小七稍微好一些，“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这自然是由他们贫寒的家境所决定的。不过，阮小二赤着双脚，却不一定是他买不起鞋，而可能是由他的渔人身份所决定的：在船上行走时，赤脚也许比穿鞋来得方便，更何况当时是炎炎夏日，他不穿鞋也很自然。

女性渔民服饰稍有讲究，不过也以古朴简洁为主。她们常年穿青布制成的大褂，既耐用又防水。因为湖面风大，她们的头上一般都围着一块包头巾，早年以青蓝为主，后来因为彩色方巾的普及，她们的头上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水天一色之间，那些鲜艳的头巾，成为湖上的一道风景。

渔家儿童皮实好长，大人平时难得倾心照顾，完全是自由生长，衣着也简单，冬季棉服加上防风棉帽，夏季则几乎不穿，浑身黑透，健康活泼得像一条条水中的泥鳅。旧时渔民生活虽艰苦，但儿童总会戴上银质的长命锁和项圈，既好看，又能避邪。

在《水浒》中还有一种著名的船，叫“小划子”。经常一声忽哨，或一声响箭，就会从密密层层的芦苇荡中窜出。这是施耐庵从小就熟悉的一种小船。渔家与鱼打交道，从水里讨生活，日常离不开湖荡，出行自然以舟楫代步。这种船又称为“小划子”，或者叫小舢板，载重量不算大，但一般的货物还是可以装上的。此类船的特点是小而巧，其独特的方形底可以挡风浪，穿行水云间，一般的浪头是奈何不了它的。即使有大一点的风浪，如果划桨摇橹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也不会出丝毫问题。相反，顺浪而行，依照浪的势头，操舟摇橹，气定神闲，反而如鱼得水。这种船给施耐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小说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船只，是“浪里白条”们的另一种得心应手的武器。

假如施耐庵一直混迹于渔船湖荡，他估计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渔民，不久之后，将会因为长期的船上生活和太阳的暴晒，变成一个有着罗圈腿的黝黑少年。如果再长远一点，以他的相貌，娶一个美丽的渔家妹子应该不成问题。他会分得一条船，载着妻子儿女游荡江湖。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水浒》也就不会出世了，人类精神文化的长空将会缺失巨大的一块。

施耐庵上岸了。他跟着舅舅卞仕震学习文化知识。那时候，元朝实行的是最完全的愚民统治，乡村里识字的人很少，更别说知识分子了。卞家在当地可以算是耕读世家，卞仕震作为方圆十几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为施耐庵进行了启蒙教育。天地开了施耐庵的自然之眼，舅舅开了施耐庵的学识之眼，没想到他竟然还是一个神童，过目成诵，出口成章。舅舅深感自己已经教不了外甥了。便和姐夫商量，将施耐庵送到了兴化县学。彼时兴化虽偏远，文化却正在兴起，这全有赖于在兴化任过知县的范仲淹。兴化县学就是范仲淹建起来的，宋朝虽亡，兴化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没有丢。关于施耐庵求学的故事很多，流传在兴化一带，在此就不多引了。

一部旷古少有巨著的诞生究竟需要哪些准备？作者本身的准备，时代的准备。只有两者皆备，并且在某个时间和空间的联结点相遇，才能够横空出世。此刻，无论是作者还是当时的时代都没有做好准备。

施耐庵大约在二十八九岁时，北上大都赶考。虽然他的岁数已经不能算是小了，也只能说是初出茅庐。可惜的是，这位兴化的渔家小子，饱学青年的应试并不顺利。元朝是汉族知识分子最黑暗的朝代。知识分子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就怕不被社会承认和使用，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所有读书人的终极梦想。这一次考试，施耐庵没有考中。倒不是因为施耐庵的学识本领不够，而是元朝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留给南人的名额少之又少，哪轮到兴化的一个乡野小子？幸运的是，施耐庵遇到了一个好友刘本善。刘本善当时正任国子监司业。这是主管全天下学校的官职，恰逢山东郓城训导有缺，便推荐施耐庵补了这个缺。这是施耐庵生命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现实中的梁山在他的生活中初次露面，他与山东郓城的缘分从此结下了。他先后查访了阳谷、景阳岗、十字坡等地，而且浏览了这一带的荒山苇荡。当然，这里的苇荡跟家乡兴化的湖荡无法比拟，但是他第一次将山与水联系在了一起，并逐渐有了山与水互相屏障的想法，为后来描写水泊梁山八百里水泊打下了感性的基础。然而，统治者一直对《水浒》深恶痛绝，哪有将盗贼写成义士的道理？历朝历代，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百般诋毁攻击，无非要证明这是一部思想极坏、艺术极坏的坏书。康熙年间修成的《寿张志》引用“旧志”批评《水浒》对水泊的描写乃“张皇其言”，云：“凡天下山川，以史承所纪为据。小说诬民，在所必禁。梁山为寿张治属，其山周围可十里。《水浒》小说乃云‘周围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小说中张皇其言，使天下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并使天下人知之，小说之不可信如此。”由此，我想到鲁迅先生那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一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如果施耐庵在这个时候就创作完成《水浒》，施耐庵也许会写出一部充满才气的江湖小说，但绝不可能达到《水浒》事实上达到的高度。他还必须到繁华的地方去。元至正十年前后，他去了杭州钱塘做了一个小官。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如此形容杭州：“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施耐庵在这座天堂般的城市工作生活了两年多，大部分时间都融入了这里的繁华之中。在不做官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商人和兼职书会才人。在这里，他与当时最优秀的文学家们一起商量剧本，与最著名的表演者们切磋技艺，接触当时最先进的潮流文化，并通过戏剧进一步熟悉了许多散落民间的水浒故事。他的文学之眼一下子被打开了。同代人兼朋友钟嗣成在《录鬼簿》里如此记载他们的相交：“施惠。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生。公巨目美髯，好谈笑。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这里的施惠，即施耐庵。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