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是水乡泽国，处江淮腹地，地势低洼，四围皆水，自古以来与水沉浮。水，是兴化的生命和灵魂，是兴化的财富和骄傲，但也是兴化的隐患和深痛。兴化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受惠于水，也受制于水。尤其是洪灾水患一直是悬在兴化上方的利剑，长期威胁着兴化的安全与发展。对兴化而言，水治则兴化兴，水滥则兴化衰。兴化历任有所作为的官员也皆以治水为首务。

1、水患之由起

“居维扬奥区，地势卑抑”的兴化，“沧海远环于东，珠湖向挹于西，南望大江，北指长淮”，东有黄海海潮卤水倒灌之患，西受夏秋间黄淮运汛期洪涛下泄之逼。东西水患频频煎迫，溪湖河塘诸水咸注，“每雨霖霂，辄复泛滥”。不论是海堤还是运河大堤，一旦溃堤，则“以兴化为壑”，“水多趋之”，四方之水皆汇聚至兴化一域。一夕水至，横殃飞祸，随滚滚洪流从天而降，城厢内外，荡然一池，生灵涂炭，百姓哀号，使得兴化经济难以发展，人民生活无从安定。

兴化灾情不绝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形地貌相关。兴化地势低平，形如釜底，水皆平行，且入海河道蜿蜒曲折，障碍重重，大涝之年，从高邮湖以建瓴之势下泄的洪水直扑兴化境内，下泄缓慢，积水往往长期稽留，难以消退；而大旱之年，又因上游不畅，兴化河床低浅，蓄水不易。涓涓之水，纷纷漏卮般泄去，“可谓来则由人，去不由己”，从而造成兴化涝旱不绝的窘迫和艰难。

据不完全统计，自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至民国35年（1946）的800余年间，兴化发生较大的水旱灾害223次，其中洪涝灾害170次。在明朝1440年～1631年间，不到200年共发生大的水灾29次，平均每6年左右即有一次水灾。而清前期从1644年～1849年的200年间，共发生大水灾55次，平均每4年即发生一次水灾。

由于水旱灾害更年交替，为患甚巨，百姓流离，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有水先淹，无雨先旱，先旱后淹，夹棍讨饭”的民谣曾在兴化地区广为流传。明代以“地僻，事烦，粮多，有水灾”称兴化，《清史稿》将兴化列入“疲、难”二类，以示“赋多逋欠”。

天时不遂，地利不济，唯以人和。遵循并利用自然规律，集中人力，兴修水利，减少灾患，变害为利。

所以，水利之于兴化，尤显重要。水利兴则年谷登，年谷登则民生足，国赋充，经济兴。

为了生存和发展，兴化历任欲图有为的官员都把治水视为仁政之先，民生之急，兴邦之根本。治水既是兴化的社会重任，也是兴化历代地方政治之要务。兴邑有政声的父母官，大都与治水业绩有关，诚如阮性传《兴化县小通志·水利篇》云：“志邑宰之宦迹，先贤之列传，无不详其治水之功，与其考据水利之学说”。举凡治水功著的地方官都被载入县志，祀入名宦祠。

2、拒“东水”之患

兴化及附近地区曾兴修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有的为了防洪抗灾，有的为了便捷交通，有的为了引流灌溉。如春秋时吴王夫差凿邗沟、隋炀帝通京杭大运河，都使兴化一带感受到了运河文明的粼粼波光，促进了兴化的交流和进步。而唐代的常丰堰，更为兴化经济的发展筑起了一道护障。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主要在黄河流域。北方经千军万马的蹂躏，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则相对安定，经济仍继续发展，经济重心快速南移。“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之计，仰于东南。”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分别在洪泽湖区和古射阳湖洼地增设官屯，大规模开发江淮地区，一直扩展至兴化东部海滨，兴化一带的经济也得到较大推进。北方移民的涌入弥补了这里劳动力的不足，曲辕犁的推广使这里的水田耕作更加便利，尤其是唐大历二年（767）淮南节度使判官、黜陟使李承主持筑建的江淮捍海堰告成，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今兴化一带农耕经济的飞跃发展。该堤自盐城抵海陵，由北至南，长达200余里，利用里下河东部海岸线东冈砂堤加高加固，使之成为海边的一道屏障，用于障蔽潮汐，保护海边盐灶和农田不受海水侵袭。东冈是一道天然砂堤，堤中富含贝壳，堤基坚实，形态完整，高约0.5米至3米，唐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东冈一直是里下河东部海岸线。李承修建捍海堰时受条件限制，并未使用基石，也缺乏砖石材料，因此利用这道天然砂堤加高加固，使之成为海边的一道屏障。该堰首开了里下河一带筑堤御卤，防止海水倒灌的先例，堪称苏北地区最早的一条抵御海潮入侵、有一定规模的水利工程。由于这道堰有效地阻挡了汹涌的海潮对堰西大地的侵蚀，使得堰西的大片土地逐渐由原来的盐卤荒滩形成为可垦殖的良田沃壤，堤内农田收成颇丰，为往常的十倍之多，“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因此又称为“常丰堰”。兴化农耕经济的发展也由此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此，在水乡东部，一道拦海大坝巨龙般呵护着堰西之地，民获地安居，田以时耕稼，越来越多的良田得到开垦和保障，南方水稻和北方旱谷也得以大面积种植，农耕文明在此落地生根，水乡农业区逐步形成，初步改变了渔猎煮盐的单一经济模式，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庶，为五代时期兴化设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可以说，从八世纪开始，水利建设便已成为兴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主题。

北宋建朝以来，虽因政治渐趋安定，江淮东部的经济有所恢复。但由于唐末以来迭经乱世，频遭兵燹，军阀混战，干戈不止，加之天灾不绝，来往兵马，眼中只有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婪攫取，谁也顾不上考虑常丰堰的价值和安全。曾给兴化一带带来福泽的常丰堰除了北宋初期泰州知事王文佑曾局部修缮外，一直失修，用料简易的堤堰在风浪冲刷下，因年深月久而残破不堪，逐渐坍塌，多处溃决，失却拦海护田的功能，每逢海潮倒灌，波涌浪卷，每每农田洗荡，麦稻萎于盐卤，桑梓偃于惊涛，耕地弃荒，五谷无存；一旦西水狂泻，则百里盐场，亭灶冲毁，家破人亡，一片荒芜。海潮吞噬着良田，淮水又冲刷着盐场。海潮和洪水交替冲荡下的兴化经济，因此萧条荒废，衰败不堪。曾经“红粟流衍”的农耕经济已经濒于崩溃。屡罹水患的兴化，岁饥民贫，百姓嗷嗷。因灾荒而逃往他乡者多达3千余户。

筑堤捍海，使潮无漫漶，田不失利，成为兴化民众的渴望。

天遂人愿，兴化迎来了范仲淹。他于天圣元年（1023）主动请缨，来到兴化，先后宰令兴化五载。在任期间，筑长堰，招流散，励农事，轻徭赋，赈灾荒，兴学宫，重教育，敦礼教、厚风俗，建园林，兴城市，严吏治，清政事，造福一方，初步实践了他“先忧后乐”的崇高理想，民众有口皆碑。尤其是他在天圣三年（1025）秋，率领来自通、泰、楚、海四个州的四万兵夫，奔赴海滨，斗风雪，战骇浪，迭石挑土，几经周折，历尽艰辛，于天圣六年（1028）春筑成一道绵延一百四十二里、高标准、高质量的拦海大堤——捍海堰，给兴化人民带来了无限福祉。

捍海堰在唐代“常丰堰”基础上将堰址稍向西移，以避潮势。堤高约五米，堤底宽十米，堤面宽约三米，为夯实土堤，外坡加固以叠石，使洪涛巨浪不能奔激冲刷大堤。为保护盐业发展，特意留下一些涵洞，海水可以通过涵洞流到堤的西侧，成为盐民们煮盐的不竭资源。在河流穿堤入海处则以砖石加以围衬，建有草埝、苇港等10多座石质水闸，既可调节里下河来水，抵挡海潮，又能籍此设卡缉私，且可作为盐运枢纽，控制食盐的征收与外运。许多闸上还修建有桥梁，用以连接车马行人。在堤内插柳植草，既固堤防，亦添美化，施工技术十分完善。

这道贯通南通、泰州、海州三州的大堤筑成后，在后来的900多年间，又得以多次增建，发挥着“遮护民田，屏蔽盐灶”“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的功用。以堤分界，东盐西稼，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既可阻束淮水泛滥，不致伤损盐田；又能隔断海潮汹涌，不致冲毁禾稼。潟湖淡化和土壤脱盐作用加快，堤内百余里间，人们引淡水降盐碱，泻卤之地尽成良田。堰内人民生活安定，以时耕种，无潮患之忧。堰外盐场，也灶亭相望，取卤煎盐，潮大员工上堰，生命有了保障。“自后海陵、兴化、盐城等县田土皆得种时，不特百姓有粮，及诸盐场亦赖以培养煎烧气力者。”里下河地区的海潮之患得到有效解决。兴化沿海一带民众受益最多，当时即有1600多户逃避潮灾而流亡在外的先民闻讯扶老携幼，纷归家园。这是捍海堰的功劳，也是范仲淹人格魅力的招引。“斥卤可耕，蒸民是粒”，安居乐业的生活秩序渐次恢复，堤区农业盐业重新兴旺起来。

范仲淹因治水来到兴化，也因为以治水为首功的一系列善政被水乡士民千秋景仰。范仲淹和他的范公堤，对兴化有着无量之功德。懂得感恩的兴化人民，则通过千年不绝的景仰缅怀他的功德。人们把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在景德禅寺立范仲淹生祠，是为全国最早的范公祠。又于范公堤畔筑“三贤祠”，祀奉范仲淹和对筑堤有功的胡令仪、张纶。200年后的1225年，时任兴化知县的陈垓在文庙大成殿东侧建成范文正公祠，简称范公祠。

元朝首任兴化县尹詹士龙，为南宋都统詹钧之子。詹钧因抗元不屈而殉国。元世祖为笼络人心，将詹士龙收为义子。深察民意的詹士龙官任兴化后，看到捍海堰因南宋时期，宋金对峙，缺乏维护，年久颓坏，水患不绝，严重影响里下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乃急民之所急，四方奔波，积极上报，发九郡之夫，兴工十六个月，重修范公堤。

修堤期间，詹令日夜巡查于大堤之上，确保堰固人安。

大堤修复后，绵延三百余里，数个州县的农田房屋得以不再受水患的逼迫和煎熬。经济由此恢复，生产因之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据说詹士龙重修范公堤时，曾掘得一石碑，长二尺许，石上题有四字：“遇詹再修。”该碑为范仲淹所留。人们纷纷传说，认为这是冥冥中自有天定。此事真伪，一眼可辨。这是詹士龙“埋石题谶，掘之斯出”，利用兴化民众对范仲淹的崇拜心理，进行工程前的动员，以减少筑堤阻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詹士龙以范仲淹为榜样，造福一方，宦绩为人民所传颂。

这一传说后来被施耐庵借用于《水浒传》的开篇：参知政事范仲淹提请宋仁宗派殿前太尉洪宣往江西龙虎山迎请张天师禳灾保民，洪太尉掘开 “遇洪而开”石碑下的青石板，放出镇锁在里面的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共一百单八个魔君，他们投胎于世，就演历成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