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当时就已经是受人敬仰的一代名臣。按常理而言，范公的生平事迹应该一桩桩、一件件见诸国史，条缕清晰，历历分明。然而，由于范仲淹出任兴化知县时，尚未成名，官职品级也不高，相关政绩也就被后期的政治光芒所掩盖，以至于后世史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记载混乱，莫衷一是，很多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

研究范仲淹，最基本也最权威的史料，是一部名为《范文正公年谱》的史籍，年谱的编撰者是南宋政治家楼钥。楼钥的生活年代较范仲淹相去不过100年，并且年谱撰成之后，还曾交由范仲淹的五世孙亲自校勘修订。因此，楼钥的记载应该非常精准。以下引自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

“仁宗皇帝天圣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寇准被诬事，除兴化令……徙楚州粮料院。”

按楼钥的说法，范仲淹是在天圣元年（1023）担任兴化县令，后世的很多史志、文章也都是根据这条记载，从而将天圣元年（1023）视为范仲淹担任兴化知县的计时起点，以至于得出范公在兴化的任职时间有4年甚至5年之久的结论。然而，楼钥的这则记录至少有两处明显的纰漏。

一是与官制不合。在天圣元年，范仲淹不太可能“除兴化令”，也就是担任兴化县令。北宋文官按官阶高下分为朝官、京官、选人三类，只有京朝官才可以出任知县，选人只能担任县令，即所谓“以京朝官领县称知县，以选人领县称县令”，知县和县令尽管在职权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地位上，却是“以知县为高，令为次”。天圣元年，范仲淹还是选人身份，官衔是“文林郎”。北宋时选人分为“七阶”，由低到高分别是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迪功郎，其中“从政郎”以上才可以出任县令。由于范仲淹是“文林郎”，与之相对应，只能担任“节度推官”一类的官职，所以范仲淹在当时正式的官职就是“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还没有具备担任兴化县令的资格。

二是记录有误。即使事有特殊，假定范仲淹被破格提升为兴化县令，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楼钥在“天圣元年”条目中明确记载——“徙楚州粮料院”，如果楼钥的此条记录属实，也就意味着范仲淹至迟在当年年末就已调任楚州粮料院，显然与史实不符。

既然连南宋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都出了差错，那么更晚时期的明清方志，也就更加不足为信了。

比楼钥《年谱》更为权威的文献，是流传至今的范公文稿，以及名臣富弼撰写的《范文正公墓志铭》。

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二人亦师亦友，一生意气相投。早在天圣元年（1023），富弼与范公相识于泰州，此时范公35岁，富弼20岁，范公一见富弼，就赞誉有加，认为富弼是人中龙凤，将来必定是国家栋梁。在泰州，范仲淹与滕子京、胡瑗、周孟阳、富弼等人相交莫逆，常常相聚游会，赋诗论道。也就是说，富弼是范仲淹在泰州为官的见证者之一。

到范仲淹辞世之后，作为家喻户晓的当世名臣，范公一生的功绩自然是要形诸笔墨，勒石传世。所以分别由名臣富弼撰写《范文正公墓志铭文》，由一代文宗欧阳修撰写《范文正公神道碑文》。二人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欧阳修对范仲淹早年为官的经历惜墨如金，几乎省略不提；而富弼的铭文则是“以差叙官次为言”，即重点回顾范仲淹的生平。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记载：

“制置使举（范公）搉泰州西溪盐廪，以劳进大理丞。又举知兴化县、建州关隶，以吴国老疾辞，监楚州粮料院。丁忧去官。”

《宋史·范仲淹传》也说：

“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

范公不是在天圣元年出任兴化县令，而是在升阶为大理寺丞后，才担任兴化知县。范公升为“大理寺丞”是在天圣二年，这也符合北宋官制，“大理寺丞”是京朝官，范公的身份已经不是选人，而是京官，具备出任知县的资格。

然而，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范仲淹出任兴化知县究竟是在天圣二年还是天圣三年？《宋史》为什么略去“又举知兴化县、建州关隶，以吴国老疾辞”？这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

天圣四年（1026）八月，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夫人去世。按照北宋朝官制，官员的父母去世之后，官员必须解职回乡，为父母守孝3年。若有违反，处分异常严厉，“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忘哀作乐者，徒三年；杂戏，徒一年；遇乐而听，及参与吉席者，各杖一百。”

范仲淹在泰州、兴化的任职时间，最迟是到天圣四年（1026）八月为止，这是一个无法撼动的截止日期，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识。

不过，后人翻阅范公文稿，就会惊奇地发现，在天圣四年的暮春，范仲淹曾经出现在浙江杭州、诸暨等地，并且与当地名士林逋、唐异等人赋诗唱和，有《诸暨道中作》《越上闻子规》等诗传世：

《诸暨道中作》：林下提壶招客醉，溪边杜宇劝人归。可怜白酒青山在，不醉不归多少非。

《越上闻子规》：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诗中有浓浓的恋乡之情。这些诗自然不会写于天圣四年（1026）八月之后，否则就是“忘哀作乐”，要受“徒三年”的刑罚；当然，这些诗也不可能写于西溪盐仓监任上，或者兴化知县任上，否则就是渎职贪墨、擅离职守，兴化知县作为一位亲民之官，擅自扔下全县子民，远去杭州诸暨等地，游山玩水，诗酒逍遥，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里只有一种可能——最迟到天圣四年暮春，范仲淹就已经不再担任兴化知县。

至于范公为什么出现在浙江？其实富弼的铭文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又举知兴化县、建州关隶，以吴国老疾辞。”

范公出现在浙江，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寻道访友，而是在赶赴福建建州的路途中，此行是去担任关隶县知县。当然，从富弼的记录来看，范公事先已经提出申请，想要留在淮地，就近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吴国老”。在前往福建的中途，范公又一次收到调令，改任“监楚州粮料院”。

不过，无论是“知建州关隶县”，还是“监楚州粮料院”，相比较兴化知县而言，二者都属于贬官。建州关隶县路途遥远，地处偏僻；而监楚州粮料院，在北宋时期属于一种“监当官”，和监泰州盐仓平级，“监当官”多数用于安置谪贬官员，范公在担任兴化知县之后，又回去继续担任“监守仓库”的官员，这种处分称之为“落职降差遣”。

这就引发新的疑问：天圣四年的范仲淹，为什么被降职？

如前文所说，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升阶为大理寺丞，具备了出任知县的资格，然而这只是一种任职资格，范仲淹要从监西溪盐仓转任兴化知县，还必须有其他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修复捍海堰。

范仲淹在《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中记录了详细经过：

“初，天圣中，余掌泰州西溪之盐局，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兴化二邑间，五谷不能生，百姓馁而逋者三千余户。旧有大防，废而不治。余乃白制置发运使张侯纶，张侯表余知兴化县，以复厥防。会雨雪大至，潮汹汹惊人，而兵夫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道路飞语，谓死者数千，而防不可复。朝廷遣中使按视，将有中罢之议。遂命公为淮南转运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驰而至，观厥民，相厥地，叹曰：‘昔余为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为膏腴，春耕秋获，笑歌满野，民多富贵，往往重门击柝，拟于公府。今葭苇苍茫，无复遗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请必行前议。张侯亦请兼领海陵郡，朝廷从之。”

从文中可以看出，在范仲淹上书发运使张纶，提出修复捍海堰的建议之后，张纶向朝廷推荐，由范仲淹担任兴化知县，主持修堰工程。修堰是在冬季农闲季节，不过遭遇到恶劣雨雪天气，工地发生事故，死于潮灾的民工有一百多人，于是舆论大哗，说是溺死者有数千人之多，以至于惊动朝廷中枢，宋仁宗甚至派出宫中宦官亲临泰州勘查。紧急关头，胡令仪挺身而出，极力主张继续修堰，而后得到朝廷的批准。

巧合的是，“天圣四年八月”再次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出现，这次是和修堰有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圣四年八月）丁亥，诏修泰州捍海堰。”《宋史·仁宗本纪》记载：“（天圣四年）八月丁亥，筑泰州捍海堰。”也就是说，朝廷批准继续修复捍海堰，是在天圣四年八月，因此可以断定，范仲淹修堰遭遇伤亡事故，时间应当是在天圣三年冬。

这就足以解释，天圣四年春，范仲淹为何出现在浙江杭州、诸暨。尽管捍海堰工程十分重要，必须重启，然而工地出现溺死百余人的重大事故，主持修堰者还是要承担相应责任。所以范仲淹被调离兴化知县职位，改任建州关隶知县，之后又改任监楚州粮料院。

假如范仲淹是在天圣二年冬主持修堰，而后遭遇事故停工，朝廷审查之后，于天圣四年八月批准重启工程。那么这段审查的时间就长达20个月，显然过于拖沓，行政效率低下到简直令人发指，要知道这可是宋仁宗特别关注的政务之一。所以将范公主持修堰的时间定在天圣三年冬，才符合常理。而修堰时间确定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判定范仲淹担任兴化知县的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天圣四年八月，朝廷批准继续修复泰州捍海堰，但是当年工程并没有正式开始，工程的重新启动是在天圣五年秋，并于天圣六年七月完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张纶兼权知泰州乃五年六月辛卯。”《宋会要辑稿》记载：“天圣六年七月，淮南发运司兴修泰州捍海堰毕工。”

也就是说，捍海堰的修筑，真正需要的工期并不算长，10个月不到。假如说范仲淹是在天圣二年秋担任兴化知县，当年冬天主持修堰，并一直延续到天圣三年冬还未修成；或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充分筹备之后，于天圣三年冬开工，结果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以至于舆情汹汹，朝野哗然。以上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范公不堪重用，算是个庸才，实在不符合能臣干吏的标准，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代人杰。所以，范公于天圣二年秋担任兴化知县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

天圣三年初夏，范仲淹在一封奏折中说：“天圣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某……”此时范公并未提及自己是兴化知县。

综上所述，范仲淹是在天圣三年秋，在发运副使张纶的推荐下，以大理寺丞的官衔出任兴化知县，目的是修复泰州捍海堰。当年冬天，工地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修堰工程被迫暂停。天圣四年春，朝廷勘查之后，范仲淹调任建州关隶知县，之后又调任监楚州粮料院，不及赴任，就因母丧丁忧去官。以上即是范仲淹任职兴化的全过程。

范仲淹在兴化的任职时间虽短，然而在此期间，范公修海堰、建学宫、兴教化，功绩卓著，影响深远，深受民众爱戴。清代《康熙兴化县志》评点历代兴化名宦，首推范仲淹为第一。明代《嘉靖兴化县志》也说：“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必以范公之学为学，斯不负国家教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公说，假如没有这样的知己，我们又能与谁携手同行？千年以来，相同的疑问一直浮现在历史的天空之下。